人齐齐转头过来望向她。刹那间，房间里一片寂静。直到安德烈亚斯对她微微眯起眼睛，露出那种标志性的、威胁似的笑容。她的勇气才迅速退潮，心里弥漫起深深的后悔：“抱歉，我听见声音，想来看看出了什么事。”

“克林格曼小姐……”他嘶嘶地说，“我记得您。”

那目光像箭矢射中了她，艾尔娜的膝盖颤抖起来。好在福科尔上尉是个正派的人，他还不能离开病床，却威严地打断了这场审问：“真不好意思，我把水瓶打破了。请您帮个忙吧。”

她支配着四肢走近床边，麻木地捡起碎片。在她的余光当中，那双军靴在床头烦躁地踏了一圈，停驻片刻，快速地走出了房间。艾尔娜把瓷片丢进袋子，扫去了地上的碎屑。福科尔上尉对她微笑着说：“谢谢您。克林格曼小姐，您是个热心肠。”

艾尔娜感到脸热：“这是我该做的呀！”

那病人用还未复原的、沙哑的喉咙，轻柔地说道：“今后里特贝格少校再来，您还是离这里远远的为好。你也知道我们的工作，有些事情即便只是听说也会带来危险。”

从那以后，安德烈亚斯在夜间的来访变得畅通无阻。谢尔盖并不打算放弃来之不易的、跻身第三帝国上流社会的机会，每当他的坏脾气出来作怪，他就感到深深的无力。如果连情绪都无法控制，还谈什么情报工作？或许我该换一个角度想问题，他规劝自己，如果我扮演一个忠诚的情人，无法控制的怒火会使一切更加真实。有几次，安德烈亚斯的确被打击到了，但在他的词典里没有轻易放弃的说法。如果谢尔盖不同他说话，他会把那种抵抗式的安静当作默许，自问自答起来；如果谢尔盖让他走开，对他扔一切可以够到的东西，那么安德烈亚斯会等他入睡以后再悄悄潜入，坐在他的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