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恋人。这就是现在安德烈亚斯发脾气的途径：一场称作谈话的单方面宣讲，包括陈列经过挑选的事实，以及随后的胡搅蛮缠。

“我认为你需要看医生。至少吃一点药片，我可以弄到安眠药。”

“你明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你相信它能一劳永逸地振奋精神，照你的习惯，你早就用药盒子把房子里都装满了。”

“你想劝我戒烟戒酒。蠢得发疯的禁烟条例就是你这样的德国人制定的。”

“我不会吃药的，只是做噩梦而已。你太担心我了。”

“好吧。”出乎意料地，安德烈亚斯妥协了。“慢慢地你会好起来的。”

他的平和加剧了谢尔盖的不安。以往他接触不到如此高密度的情报，只需要伪装度日，这仅仅关乎他自己的生命，倒可以心平气和、高枕无忧。可现在，他面对着无数的资源，便开始担心自己能否物尽其用。有天晚上，他在急促的呼吸和尖叫中醒来了。

谢尔盖惊魂未定：他在梦中发出一声惊呼，是否意味着心理防线的松动？他紧张地想，我一般不说梦话，可是在异常的精神状态下，人做出多么不像自己的事情都不值得奇怪。在某几个短暂的瞬间，克劳迪娅的话在他的心里回荡：这场胜利是注定会到来的，你一定要亲眼见证它吗？你已经为祖国和信仰做出了贡献，直到生命的尽头。那把悬在头顶的剑，它什么时候落下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巨大的精神痛苦中，这一丝有关死亡的念头让他觉得安慰。谢尔盖第一次察觉到，过度的要求、过度的希望是一种傲慢，它高估了个体的承受能力，让人无法稳稳地站立在当下的情境当中。

当他在内务部受训时，最后的考核会决定他们能否成为对外的谍报人员。适合建立情报网络的学生将被派往欧洲，而更适合在国内工作的则会留在内务部。他们的长官认为，这一批从大学招募的、经历严苛训练的人才，即便最终不成为谍报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也能秉持坚毅而勇敢的品质。在他离开以前，教官向他透露：对于是否将他外派这件事，评审员们并没有达成一致。他的语言天赋和职业技能无可挑剔，然而他倔强而过度乐观的个性引起了一些担忧。有人认为那是不知变通的表现，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比一般人具有更加坚定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