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亚斯没有销毁他的假证件，他会在明天十点带着新证件到医院里来。他很聪明，又或许在工作当中，他也不断向他的对手们学习，谢尔盖心想，不知道他在这一年做了些什么那场刺杀让他受了多重的伤？在他好起来之后，他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最最重要的，他为什么要为他做这一切？谢尔盖想不出合乎理性的原因：他以为自己会迎来残酷的报复，但安德烈亚斯对报复不感兴趣。这是他最害怕的情形。

他在脑子里计算了三个方案。盖世太保有很多判断真假伤员的办法，也会例行公事地让他复述去那条街上的目的、行程，他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七点钟，他重新校准了时间。护士们开始了早交班。昨夜被轰炸的地方应该离这所医院很远，因为夜里没有新的患者被送来。夜班护士疲倦的声音传来：“七月二十日，按护理日志，病人情况如下……”

谢尔盖在机械的朗读声中试着放松全身的肌肉，难熬的夜晚过去了。他额头上的伤处又疼起来，他闭起眼睛，继续数着自己的心跳。一整个上午，什么都没有发生。在十一点三十，护士分发了午餐，他开始感到惊慌。

安德烈亚斯去了哪里？他出事了吗？他克制着胡思乱想的念头。半个小时以后，他听到走廊尽头罗特希尔德医生在大声斥责实习医师这让他获得了些许安慰。

他失去了长久焦虑的机会。下午两点半，病房的门被推开了。嘈杂的皮鞋声和谈话声响起，谢尔盖在心里复习着使用旧证件的那个计划，他该如何回答每一个问题，怎样运用医学常识……但很快，门再一次打开了，他听到了安德烈亚斯的声音。他似乎有意稍晚些进门来，以便先于谢尔盖接上盘问的话茬。

有人认出了他：“哈，您算账、管理产业的生活怎么样？再也不用像我们一样疲于奔命了，是不是？”

他做什么？谢尔盖想从床上坐起来问个究竟，可今天，他只能当病床上的摆件：这和在光鲜靓丽的舞台剧中扮演一颗摇动的树有什么区别！在紧张之外，他不由得期待起来回到柏林，他以为那是自己意气用事，是打开了瘟疫和灾难的魔盒，可那似乎是一盒土耳其软糖。

“很无聊。”安德烈亚斯回答，“一年前我还没搞清南方有几家工厂，现在又得计算战争损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