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安德烈亚斯在电话里向父亲解释，自己并不怀疑旗队长本人的忠诚，而是担心他身边有可疑人士；毕竟柏飞丁可不是绝对安全的药物，很有必要为此做一番盘查。老里特贝格太过了解他的秉性。如往常一样，他的解释没什么效果。一周以后，谢尔盖与他一同到达柏林，安德烈亚斯在踏进家门后便挨了一顿臭骂。

老里特贝格历数儿子的罪状，安德烈亚斯的轻蔑让他恼火极了，恨不得把手杖戳到那张满不在乎的脸上。他训斥完自己的儿子，转向谢尔盖：“您还年轻，有大好前途，为什么甘愿违反法律，同这样一个人鬼混？您应当知道我儿子之前的行径，听信他甜言蜜语、同他相好的人从没有好下场。我想听听您的解释，您是自愿，还是被迫？”

这位久经风霜的企业家向来直白，更何况他面对着两个在他看来不值得尊重的后辈。谢尔盖沉默不语。安德烈亚斯却毫不畏惧，抱起双手质问他的父亲：“您竟指责我对感情不专一？您知道些什么？您又有什么资格？”因为激动，他在地毯上快步走动，呼吸急促。谢尔盖后退了两步，把客厅的正中让给他。安德烈亚斯穿过屋子，直奔楼梯下空白的墙面：“我就知道。我母亲的画像呢？您和她离婚，把另一个女人娶回家，就打算当她从没有存在过？是您的新欢让您把画取下来的吗？您在我面前是一家之长，对她倒言听计从。”

谢尔盖从没料到自己会卷入一场家庭纷争，这让他尴尬万分。他本可以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参与，可其中裹挟着两个不幸的女性，让他难以从这场争辩中取乐。安德烈亚斯命令仆人无果后，亲自从后院搬出一架梯子，翻出一盒工具，叮叮当当地把他母亲的画像挂回了原处。谢尔盖抬头望去，画上有一个骑马的女性形象，头发金黄、神采奕奕。女骑士紧握缰绳，勇敢地抿住嘴唇，双眼直视画框之外，好像那匹白马随时能一跃而出似的。

这类造型在贵族家庭的女性画像中并不多见。她们大多安静地把双手放在膝盖上，被束身衣压住肋骨，露出呼吸困难、肌肉紧绷的微笑。这件屋子里的旧花瓶、琉璃器皿、墙纸、鲜花的颜色都被那幅画压倒了，就连画外人也显得寡淡、无聊。如果我的生活也空虚而无聊、充满束缚，我也会不想在客厅里看到她，谢尔盖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安德烈亚斯继承了母亲的灰眼睛、细眉毛和倔强的气质。

“两个精神病人。”老里特贝格对着那画和梯子嘟囔，撇下所有人上楼去了。或许看在前妻的面子上，他尚不愿把事情闹得难堪不已。安德烈亚斯从梯子上下来，满意地拍拍衣袖。除了那位潇洒的女士，其它画像冷漠地俯视着他们，以死者对生者嫉恨而漠然的目光。里特贝格家的男性先祖大多都穿着普鲁士军装，其中有个很不讨喜的老头儿，戴着高帽，留着一部阴沉狠辣的胡子。在他严肃的额头和帽子之间有个巴掌大的黑洞。谢尔盖本来心情不佳，却忍不住对着那张滑稽的脸微笑起来。

安德烈亚斯与父亲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持续到了晚餐时间。起先只是沉默与说教的对抗，在老里特贝格的第二位妻子坐到餐桌旁以后，这对父子间累积的矛盾终于燎着了。

雷奥妮看起来没比安德烈亚斯大几岁，身材丰满，容颜秀丽，举手投足之间充满礼仪训练的痕迹。不知怎么，燕妮苍白的脸和蓬乱的头发出现在谢尔盖的脑海。这个雍容富态的女人，一进门便向丈夫炫耀起自己的新项链。她的脸庞还带着些孩子气，看起来不算忸怩作态。她在老里特贝格的注视下欢快而讨好地笑，晃动着身姿入席了，叽叽喳喳地说着今日的见闻：柏林的商店开始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做工精美的珠宝和衣裳，虽然她从不缺少这些，但如今她再也不用精打细算一分一厘的支出了。

对那件首饰，谢尔盖只看了一眼就移开目光。那上面沾着某个苏联女人的鲜血呢，说不定是谁的母亲、姐妹或者爱人。他偷偷观察着安德烈亚斯，后者正沉浸在战斗开